星期一, 12月 08, 2008

學生聯合會的福音事工 - 劉智欽

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間,中國教會最大的特色,就是學生中的佈道培靈工作,而「學聯」的發展過程.包括基督徒怎樣在中國大學興起,和基督徒學生奮鬥的經過,這些已成為過去三十年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只有當我們明白其中的來龍去脈,我們才能做好充分準備.去面對亞洲及西方教會可能要共同遭遇的危機。

一、前言

「當學生決定行動時,事情就發生了,在宣教的歷史中說明,許多宣教的運動乃是由具有普世異象的學生所點燃。」這是大衛豪爾(David Howard)在「Student Power in World mission」一書中的序言。它還說明了學生福音運動在近代教會宣教史的地位。

不但在教會宣教、神學教育等的範圍內是如此,綜觀近代各國政冶,社會的變革,學生更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中外皆然。 在近百年來中國教會史中,無論是神學立場較自由派的「基督徒學生運動」(以下簡稱「學運」),或神學立場較為保守之「基督徒學生聯合會」(以下簡稱「學聯」),他們在中共政權建立前的事工,都具有長遠的影響。唯因「學運」之歷史較久,文獻資料存留與後人論著也較多,而「學聯」的工作,時間只有從一九四五~一九五一(民國卅四年至四十年),文字資料亦少,但因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九年間,中國教會最大的特色,就是學生中的佈道培靈工作;(註1)而「學聯」的發展過程,「包括基督徒怎樣在中國大學興起和基督徒學生奮鬥的經過,這些已成為中國教會過去三十年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只有當我們明白其中的來龍去脈……我們才能作好充分準備,去面對亞洲及西方
教會可能要共同遭遇的危機。」(註2)這其中「就是當時基督徒學生的思想感受和共黨領袖採用的策略」(註3),已在當年「學聯」副總幹事大衛.艾得理牧師( Rev David Adeney)所著《祂必保守》一書中表達。


但我們所需要的不只是一個信仰的反省,對於了解當時事工的全貌,從而知古鑑今,對今日處於徘徊十字街口的台灣、香港的學生福音事工,更是重要的。

二、近代基督徒學生運動及對中國教會之影響

一八八五年七名英國劍僑大學畢業生,加入由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甫於一八六五成立的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在英國大學基督徒團契間帶來了一陣衝擊,在赴中國就任時,途經美國而帶動了一八八六年興起的「學生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這運動在起初的四十年,一共派遣了一萬零五百位宣教士,其中約三分之一來到了中國,但由於此一運動在信仰上漸傾向自由神學,以致劍橋大學團契於一九一九年,宣佈脫離上述組織,並將該團契的信念推動到全英國各大學,而為今日之「全英國大學基督徒團契」(University & College Christian Fellowship)

一九三四年起,由英、美等國之學生工作者,每年舉辦學生福音會議。一九三九年大戰之前,亦籌備了一次大規模的國際學生會議,參加者達八百餘人,但因大戰的爆發,使得原本倡議成立之國際學生福音運動組織,無法順利進行。

大戰結束,一九四六年英國牛津召開首次之國際學生會議,代表們深感成立一國際組織的時機業已成熟,於一九四七年於美國波士頓正式成立「國際學生福音團契」( International Fe1lowship Evangelical Student FCBP)。(註4)

隨著歐、美學生工作的分裂,中國自難脫離其影響,當時在中國為第一大宗派之內地會,其宣教士有不少的比例是受福音派學生工作所影響,自然不會坐視「學運」在中國對學生之影響,這當中極具關鍵的人物,仍是一九三四年來到中國的大衛.艾德理,他在大學時為「劍橋基督徒團契」學生宣教祕書,畢業後任「全英國大學基督徒團契」(U.C.C.F.)宣教祕書,並成立大學宣教團契,團訓為:「廣傳福音,不完不休。」(註5)

三、「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的成立

一九三七年(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中國宣佈對日抗戰,隨著戰局逆轉,華北、華東、華南相繼落入日軍手中,國民政府亦由南京而漢口,最後遷往重慶,此時各國立大學不是遷後方就是停辦,而教會大學有遷往成都之基督教聯合大學,該校由華西、金陵、金陵女大、齊魯醫學院、東吳大學生物系等組成。並有移往租界接受外國保護的,如聖約翰、滬江、之江、東吳大學,在上海公共租界組成上海基督教大學。(註6)

國民政府為因應當時情勢,在大後方亦設立了不少大學,招收了不少逃難的流亡學生,苦難與戰爭的陰影,為抗戰時期的人心預備了沃土,遠離家園的學子不再有家庭的束縛,有利福音在學生中的傳揚,這是大時代的走向,就另一方面而言,「學運」亦因原事工大多集中在沿海的教會大學內,內地是他們事工較弱的區域,而青年會幹事亦投入救濟等社會工作,一這使得以青年會為主體的「學運」,只能在十三所偏僻的國立大學,利用外國之捐款成立學生公社。(註7)

另一方面,屬於基要或福音派信仰的傳道人,卻在大後方的大學中向學生傳福音,這些人包括了計志文牧師,他曾在成都的華西壩體育館、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禮堂,分別向一千多位學生佈道。(註8)內地會的孔保羅牧師,以及當時負責「十字軍」向邊區傳福音之趙君影牧師,該「十字軍」接受美國Zondervan公司之經濟支持,而趙君影牧師因看到當時學生工作的需要,所以亦向學生傳福音。

一九四四年冬(民國卅三年),趙君影牧師在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與重慶大學的聯合校址佈道三天,每晚大禮堂座無虛席,約有兩千餘人,在台前認罪決志信主者約有兩百多人。學生工作在極短的時間遍及大後力的大學。(註9)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字軍」改組為「中華傳道會」,趙君影牧師決定用此外國捐款召開「全國基督徒學生夏令會」,地點在重慶南山的靈修學院,賈玉銘牧師為主要講員。(註10)共計有來自川、陝、雲、貴等省,四十二個院校一百六十九位參加。(註11)滕近輝牧師當時為西北大學團契主席,回憶該次的夏令會:

「我們坐了數天無蓋無座卡車,穿山越嶺,付了很大的代價,才到達重慶。聖靈在大會數百大學生中間大大作工,我自己得到靈性的復興,有十六位學生獻身全職事奉主(其中有陳終道牧師)。這是我初次嚐到復興的滋味。」(註12)

於夏令會結東前夕,七月十二日「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組織成立,趙君影牧師被選為總幹事。

四、「學聯」同工與事工狀況

隨著對日抗戰的勝利,「學聯」的事工也發展到華東、華北各地,學生們迅速的在各大學成立小組,除東北、台灣之外,在當時一百五十多所大學中,其中九十八所有「學聯」的事工,近百名的學生成為志願同工,推動事工直到一九五一年止,有近兩萬多的學生信主。(註13)

一這段時期「學聯」的全職幹事,一般都維持在卅多人的狀況,陸續參與的則約有四十多人,其中國人與洋人各半,洋人則以「內地會」的同工為主,包括孔保羅、賴恩融及任職副總幹事的艾得理。

一九四六年一月「內地會」將艾得理牧師,借給「學聯」,由於當時急需人手,他便由倫敦搭大型水上飛機,飛往重慶,家人則乘輪船來華,甫抵重慶便參加了第一區的冬令會,與學生們在大學的體育館內席地而睡。這個冬令會使華西各大學的基督徒團契人數與日俱增。(註14)。

為了方便有效的推動事工促進基督徒的參與,趙君影牧師在「學聯」成立之初,便成立了「顧問會」,賈玉銘牧師為第一位首席顧問,學生則成立「學生執行委員會」來執行事工,並成立校際地區聯合會,以強化校際間的福音運動。(註15)

南京為「學聯」總部的所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假「華東神學院」舉行的第二屆夏令會,為「學聯」最後一次全國性的聚會,但它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大會主席由仍為學生的焦源濂擔任(註16)。

負責當時場地與總務的南京大學等團契,在會前工作中,將人分成兩組,一組進行打掃,一組則禱告守望,隔段時間則兩組互調。(註17)在當時通貨膨脹,政冶與社會混亂中,這群大學基督徒活出了信仰美好的見證。在與會的五百多位學生中,有近一百位獻身,其中查逸錕弟兄為往後台灣校園福音團契的創立者。(註18)講員則有楊紹唐、計志文、賈玉銘、趙君影及內地會會督華福蘭。(註19)

由於「學聯」事工的興旺,使得神學院不得不修改教學課程,以適應這些大學畢業生的需要(註20)。不少教會、神學院亦因「學聯」而受益匪淺。如南京之「靈修學院」一九四人年遷回南京時,就得頗多大學畢業生之助。(註21)而位於廣州之「東山浸信會」「其中的大學團契尤為突出,在廣州愛主的青年基督徒,除了一部份在聚會處,其餘的大部份都在這個團契裏,他們也是各大喜學校內的團契負責人。」(註22)

「學聯」在各大學事工的發展,不但引起小群教會與耶穌家庭的注意,更引起了共黨的注意。(註23)它的成功引發了教會內外的關注。

五、「學聯」的信仰與屬靈觀

要了解「學聯」的信仰,我們可從領導人趙君影的成長過程去分析。在台灣設立「中原大學」與「關渡基督書院」的賈加美牧師,為趙君影中學時代的校長,但趙君影卻在進入「之江大學」後,受到了自由派信仰的影響,大學期間因得肺結核病而休學,休養期間在賈加美牧師家中,適值計志文牧師前來佈道,而清楚信仰,待身體痊癒後就沒返「之江大學」就讀,(註24)而隨賈加美牧師到各中學佈道。

趙君影本人亦說;「我在當時所作的學生工作,在教義上是與賈玉銘一條路線,工作上是與王明道相呼應的,在奮興的事工上是宋尚節式的,現在回想起來,抗戰期間大學生的復興工作在基層上的教義都是基教派的,也就是賈玉銘所教授的。」因此「學聯「的信條,在趙君影擬妥之後,交由賈玉銘牧師過目修正。(註25)這信條共計四條,條列加下:(註26)

1.信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之真神。
2.信全部聖經是神所默示的。
3.信主耶穌由聖靈藉童貞女道成肉身,曾釘死在十字架,替人贖罪,復活升天,必二次再來,審判世界。
4.信唯一的救法是以信心接受主耶穌基督,從聖靈重生,得為神的兒女。

根據上述的信仰原則,他發展了一套基督教的宇宙觀、人生觀、社會觀、歷史觀、經濟觀、人類的命運與天國的理想。而其中的人生觀與宇宙觀更是在大學佈道中最常講演,其三篇典型的講章為「我為什麼信上帝?」與「基督教的宇宙觀」,「基督教的人生觀」。(註27)

對於當時內戰期間的社會關懷工作,雖然「學聯」的領導人趙君影亦有其社會關懷理論的提出,但他認為當時教會不容,認為他信仰變節,而始終未行。(註28)因此「傳揚福音,造就靈性」(註29)設立團契,成為「學聯」極重要的工作模式。而趙君影在回顧這段事奉的過程後,亦認為「抗戰期間的學聯,徒有屬靈的追求,未能進一步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由此可知,學生運動應該雙管齊下。」(註30)

六、「學聯」在政治處境中的回應

中共的「地下學聯」利用當時政冶動盪,籍「反饑餓、反貪污、反內戰」的口號,處處引起學潮,不但控制了「青年會」的「學運」,當這些親共學生無法控制該校學生會時,就藉團契的名義來進行政冶活動。以一九四八年的上海「滬江大學」為例,親共學生就陸續成立了「唯信」、「唯望」、「唯愛」、「新光」,以及一個以吸收廣東學生為主的「天南團契」。一九四九年秋,廣東仍在國民政府的控制中,但此時的「嶺南大學」好幾個團契都已經給親共學生滲透了。(註31)

正因中共假藉團契名義進行活動,所以「學聯」亦備受來自國民政府的批評,特別在大陸政權易手之前的的這段時間,他們不能了解這些學生怎會只為了研經祈禱而聚在一起,因此自由派人士公開指控「學聯會」是政府反革命運動的工具時,而國民黨卻懷疑它是共產黨徒的庇護所。(註32)

「學聯」為避免落入政冶鬥爭,亦為避免被滲透,因此在一九四七年的南京第二次全國大會中,修改章程,加強顧問會的權力,以平衡學生的執行委員會。(註33)更由於「學聯」堅持屬靈的工作,使親兵的學生要滲透進團契的核心極為不易,也們相信靈性與事奉的火熱是不易長期偽裝的,因為禱告會、見證會、查經班常令親共學生不知所措,甚至有團契在新同工上任時,先來個三小時的禱告會。(註34)

所以當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易手時,其他事工團體所屬團契為中共大量控制時,「學聯」所屬的團契,基本的領導權仍在愛主基督徒學生的帶領,「可見當時學生團契,堅持要有堅穩的福音信仰才可以當團契領袖的重要。」(註35)中共政權初建立時,對各宗教仍保持寬忍的政策,各地「學聯」的團契仍可以聚會,但學生們深知可以自由敬拜的時間不長了,在校內他們的信仰面對「唯物論」,「學聯」的弟兄姊妹要時刻預備自己,跟這一群相信「唯物論」的同學幹部辯論。
為了面對上述的問題,「學聯」的幹事吳永泉於一九五○年初,出版了也的著作「信仰問題」,由於中共執政初期的宗教自由政策,使該書迅速的在學生中流傳,甚至進上海的「安息日會」、「天主教會」亦購買該書分發給會眾。短短六個月內共印了六萬冊,朱經許可而自行翻印的尚不知幾許。

一九五○年八月,艾得理牧師被迫離開大陸,不久「信仰問題」被列為禁書,吳永泉亦被監禁。這書大概是在共黨統治下出版的唯一基督教護教學的書籍。(註36)

七、「學聯」事工的結束

「學聯」總幹事趙君影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為恐受共黨的鬥爭,而離開上海到香港,對當時的「學聯」幹事,學生團契的影想不小,但學生們也都預備好自己去面對一個活在反神政權下的信仰生活。當時中共急於對付三個基督徒團體,分別為在鄉村的「耶穌家庭」和城市的「聚會所」,以及大學內的「學聯」(註37)。

一九五○年,基督徒學生要接受為期五週的思想改造,當年八月「學聯」副總幹事艾得理被中共驅離大陸,「學聯」的事工亦因同學們的畢業而人數漸少,於一九五一年正式解散後,只有位於北平未正式加入「學聯」,而由十五所大學組成的「北平學聯」,卻到一九五五年仍有活動。(註38)

雖然大型的聚會被禁止了,「學聯」的團契亦不在中共所註冊的教會內聚會,所以他們便不惜以小組的方式來聚會,許多人因此被捕送入了勞改營。(註39)

八、結語

「學聯」在大陸的工作,若將抗戰末期一併計算,充其量不過十年,但當我們今日回顧當年事工,對今日台灣、香港、大陸教會的影響,就不能忽視它的存在。

台灣的「校園福音團契」與香港的「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原則上承接了「學聯」事奉的異象,當年許多學生時代蒙召全職事奉者,為今日華人教會的領袖,在大陸「學聯」事工的成果,也透過小組轉入地下。

艾得理牧師的一段話,更可以為「學聯」的事工,註下最好的評語:

「五十年代中國基督徒學生的見證,無疑為七十年代家庭教會注入新的活力,掛名的基督徒無可奈何地妥協之後,信徒之間的團契就靠年青人去維持;各大學團契組織雖然被瓦解,昔日的基督徒學生及也們的子女,卻成為真正教會的一部份,這教會繼續在黑暗中發光。」(註40)

著名網球冠軍張德培的見證--得救見證、基督徒生活

著名網球冠軍張德培的見證

每年的春天,美國網球選手們都是從巴黎敗陣而歸。但在一九八九年的網球公開賽上,年僅十七歲的英俊少年張德培,改寫了美國網球史。猶如《聖經》中少年大衛擊敗巨人歌利亞一樣,張德培擊敗了所有高他一頭的網球高手,實現了四百九十四位美國選手所夢寐以求的心願--世界網球男子單打冠軍。

張德培是當今網壇上最年輕的世界級選手。幾年來,在國際,國內的比賽 中獲得的桂冠多不勝數。職業網球是一項要求運動員即有高超的技術又有良好的心理素質的運動。作爲一名優秀的運動員,張德培不僅在比賽場上有著天才般的 球技和果斷的球風;在現實生活中他也是一位正直可愛、文質彬彬的青年。

德培身高五尺九寸,且有著書生般的清秀,和那些身材高大的運動員相比, 他好象是站在歌利亞面前的少年大衛。所以德培通常給人的第一印象不像是一位驍勇善戰的職業網壇高手。然而,上帝卻藉著德培向全世界的觀衆啓示了一個偉 大的真理;人得勝不是依靠體力,乃是依靠上帝的恩賜。

德培經常說:「靠體力和高度,我無法與那些高大強壯的選手們抗衡。但 是我卻有其他選手所沒有的網球天分和敏捷。而這一切,我相信都是上帝所恩賜我的。」

雖然張德培有著千萬萬觀衆所羡慕的榮譽,整個世界所矚目的成就;然而,認識耶穌比網球重要。

對他來說,認識耶穌--他生命的主,則是他人生的最高追求。德培是一位知名 的虔誠基督徒。他每逢到一個國家或地方表演比賽,只要一有機會,他都願意向人分享他的信仰見證。德培雖然生長在一個基督徒家庭,不過像許多小孩子一 樣,他也不太喜歡在主日學背經文。德培真正開始信仰的追求,是在他青少年的時候。

「十幾歲的時候,我開始思考人生的許多問題,渴望找到人生的價值和意 義。祖父送給我一本《聖經》,那時我開始認真讀上帝的話,開始認識耶穌。《聖經》使我認識到,我人生中所發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地巧合,而是有一位宇 宙的主宰爲我安排。我認識到耶穌才是我真正的盼望和人生的意義,我得到了從未有過的平安和充實。不久,我公開地接受了耶穌基督爲我的救主。」認識耶穌並接受他作救主,是德培個人生活和網壇生涯的轉捩點。有孜孜 不倦穌和他同在,弱小的德培,像當年的少年大衛一樣,面對無數的「歌利亞」 般的網壇高人,毫無畏懼。於一九八九年,一舉成爲世界網壇的巨人。

「然而對我來說,一場好的網球,不僅是精彩的正手球和反手球,而是一 次向觀衆見證上帝慈愛和傳揚基督福音的機會。球賽有結束的時候,網壇生涯也有告別的那一天,然而和耶穌基督的神聖關係卻永遠常存。」

輸與贏

在世界體壇的金榜上,從來就沒有落第者的名字。迴圈淘汰式的比賽,不 贏即輸的殘酷現實,這些壓力足以使久經沙場的老手精疲力盡。然而年輕的德培卻自有其對付沈重壓力的絕妙方法。


「其實我過去也相當在乎輸,德培誠懇地說。」但是,自從我成爲一個 基督徒,認識耶穌基督作我的救主以後,我的觀念發生了改變。我現在能以坦然的心境參加比賽,是因爲上帝卸去了我的重擔和包袱。上帝所賜給我的平安,是 心靈裏面真正的平安,是不會消失的。上帝也特別祝福我,因爲我有父母、嫂嫂慧蘭和哥哥君培(也是我的教練)的全力支援和他們在上帝面前爲我所獻上的真誠禱告。奇妙的是,上帝有時也通過我在賽場上的輸,讓我贏得更多的人相信耶穌。

有的時候,當我輸了一場球,雖然我仍會感到難過,但我已學會了在逆境 中讚美上帝。因爲我知道上帝掌管一切,輸贏都有他自己的美意。無論什麽樣的景況下,我都要儘量榮耀他的聖名。

基督教信仰的真諦

「我認爲基督教信仰的實質在於和耶穌建立一種密切的關係。而這種神聖 關係的獲得,既要有理性的認知,又要有親身的經歷。認識耶穌基督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喜樂。我也深知上帝願意愛你、眷顧你、帶領你、教導你,並且賜給你一 生當中都在追求的內心的真正平安。凡相信主耶穌的人,他必教導你何爲人生的真諦,並幫助你活出它的全部意義。今天我真誠地希望你能相信耶穌,接受他作 你的救主。因爲當你把你的生命與耶穌相結合的時候,你將開始一個奇妙、而充實的人生。」

基督教的信仰與實質在於和耶穌建立一種密切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