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二零年代是中國教會復興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神在這一段時間興起了新一代的教會領袖，其中的一位領袖倪柝聲代表著聖靈復興運動的主流[1]：而倪柝聲與他所建立的小群教會，對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今日不少華人教會的模式、運作、解經、以至神學觀念，亦或多或少的受到他的影響；他一生的奮鬥目標就是「為己無所求，為主求一切」。這是他的事奉態度與生命追求的方向。
一．倪柝聲小傳 (1903-1972)
時代的更梆之聲
倪柝聲於1903年11月4日誕生於廣東省的汕頭市，但他的祖籍卻是福建省福州市，因為他的父親倪文修，當時正在汕頭市任職海關官員。他的父親為他取名述祖，在家中排行第三。母親名叫林和平，祖父倪玉成是閩北三位最著名的中國籍牧師之一，屬美國公理會差會：所以是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下長大。
1909年舉家遷回福州，他的父親請了一位秀才作家庭教師，教授傳統的古典文學和道德，[2]又上教會的主日學，接受聖經方面的教育。1916年十三歲時進入了福州三一書院，[3]從初中部讀到高中畢業。教育的內容主要是西方的一套，令他接觸新文化的思想，閱覽不少當時流行的白話小說，而中國傳統文學的訓練反退到次要的地位。他天資聰穎，可惜聖經科的表現最差，甚至要作弊來獲取合格。
他的母親在1920年參加了余慈度加佈道大會，悔改信主，重生的改變令她不計較母親身份，衝破傳統禮教的桎桔，向倪柝聲承認以前枉打他的罪，令他感受到是甚麼力量使母親有如此大的改變，故此也願參加余慈度的佈道會，結果，在會中接受了救恩。為了紀念他的新生，改名「更夫」，意為要做一個「時代的警戒及勸告者」，然而，「更夫」之名，在意義上雖十分美好，但不免覺得有點不雅，所以在他母親建議之下，改名「拆聲」，意為做一個「時代的更梆之聲」，藉打更以喚醒大家來認識真神。年幼時，有一英文名字－－亨利Henry，獲得信仰上的新生後，更改名「守望者」Watchman Nee。[5]
「是年四月廿九日奉獻作主的僕人，翌年的復活節，與母親和弟弟一起受浸。他為愛主和想到神在他身上的恩召的緣故，放棄青梅竹馬的女友，一位愛時髦、未信主的摩登小姐張品蕙：卻在十多年後，張品蕙在燕京大學畢業後，而且已經信主，放棄了的愛情，重燃起來，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與當時的窮傳道倪柝聲結婚，她的中英文造詣頗深，成為倪文稿和翻譯的得力助手。」[6]
致力建立地方教會
1920年，當他十七歲蒙恩得救時說：「我知道我的得救是雙重的，一面接受基督作我的救主，一面要以祂為主來事奉祂。」[7]他的獻身非常徹底，深信自己所有的一切，是屬於神而不是自己，所以不敢浪費一文錢、一刻鐘或一點力量，必須完全為主而活。從他向校方坦認以前在聖經科上作弊，冒著被開除及喪失獎學金的危險，是他願意以極大代價付出的決定。
為要實踐作傳道人的熱誠，他進入余慈度在上海所開辦的聖經學院接受訓練，[8]但因生活不夠紀律而被勸喻離去，他本人在日後也曾向人提及，那段期間，他「貪吃美食，愛穿新衣，早晨起不了床。」[9]然而，從余慈度身上卻學習了專心仰望神供給的秘訣，亦教導以聖經的話語應存放在心中，而不是只在頭腦的記憶上。
重返三一書院求學後，開始勤讀聖經[10]，熱心引領同學歸主，將同學的名字寫在表上，除了每天為他們祈禱外，一有機會就向他們見證，結果七十名同學中，只有一位成了漏網之魚。他們也很有創意的在街上傳福音，就是將聖經章節或金句，寫於紙版並掛於身上，然後走在大路上吸引路人，因此收到了很好的福音效果，「因著這班年青人的擺上，整個福州城都被福音震動了！」[11]
倪柝聲與王載等同工分手的原因是因為他看見了不同的「異象」之故，在其個人的見證中也曾這樣說過：「那位年長的同工（王載）常出去帶領聚會，而我，是按我所看見的異象工作……是建立各地的地方教會。主給我的啟示非常清楚，祂不久要在中國的大小城市興起地方教會。我閉起眼睛，那景象就呈現在我眼前。」[12]
神學思想的發源地
倪柝聲很喜歡閱讀達祕、賓路民師母、慕安德烈…… (John N. Darby, Jessie Pen Louis, Andrew Murry) 等人的屬靈書籍，眾多作者中他特別欣賞達祕的著作。達祕是英國弟兄關閉派的領導人，他所寫靈命造就的書有《屬靈人》 (Spirtual Man) 及《基督裡的滿足》。達祕一生未結婚，近九十歲才離世歸主。卅二歲開始到他離世，一生在英倫三島及歐州大陸建立了一千五百多處的聚會。他對希伯來文、希臘文造詣甚深，出版了聖經法文及英文版本，這對倪柝聲甚為吸引，而且接受了弟兄會的教會真理，再加上他自己在主面前所領受的[13]，便形成了的建立地方教會運動的特色。此外，幾位靈程生命的引導者，特別是一些姊妹，對他的追求與屬靈生命的進深有著很大的影響。
他藉著余慈度的介紹，在福州馬尾認識了英國宣教士和受恩 (M.E. Barbar)[14] 。其時倪柝聲熱心傳福音之餘，也感覺到要有從上頭而來的力量，時常徘徊在心中的是「一個人要得屬靈的能力，是否必須被聖靈充滿」？[15]他曾表示在所認識的西方屬靈人中，和受恩教士的屬靈生命是那樣深入純淨。「倪得救後不久就受到和教士的栽培，無論看書或靈性方面都得到和教士很多的指導，這樣的情形，一直維持到我舅父傳講婦女蒙頭，和反對婦女講道以後才漸漸疏遠。雖然如此，但舅父在他的講論中還不時提到和教士。」[16]和教士在信心和靈命上對倪有大的影響，在「完全靠信心仰望神夠供應」的領受下，這對他日後根據「自養」的原則來發展「地方教會」的事工，可引為借鏡。
另一位影響他的神學思想的人就是蓋恩夫人 (Jeanne de la Motte Guyon, 1648-1717) ，和受恩是倪接觸西方神學思想的主要橋樑，藉她介紹而閱讀法國蓋恩夫人的傳記，她是一位神秘主義的信徒，曾因信仰的緣故被法國路易十四下獄（被稱為信仰的改革者）。生性內向，早年對傳統宗教生活極感興趣，後奉母命嫁與一中年患痼疾的男子 (Jacques Guyon) ，這打擊使之退隱於潛思內省的宗教生活，重視刻苦自約的道理，旨在追求與基督合一的奧秘經歷。她的見證感動了倪氏，使他對神的旨意和永恆的事物，有了更深入的認識。[17]
第三位是賓路易女士 (Jessie Penn-Lewis 1861-1927) ，她是英國威爾斯人，生長於加爾文循道會家庭，長期患肺病。她的著作，強調十字架的意義、聖潔生活的追求、屬靈的戰爭等，倪的十字架信息，不少是得力於她。和受恩最初恐倪的辨識力未夠，暫借有關賓路易的書給他，但他直接寫信給賓路易，索取了兩本書－－《十了架的道》和《加略山的十字架及其信息》；及後所撰寫的《屬靈人》一書，賓路易作品有一定的影響。對初期凱錫克培靈會議 (Keswick Convention) 和1920年開始的威爾斯大復興，曾有很多的貢獻。[18]
三次退隱的經歷
倪柝書的一生，多次與同工發生不和或誤解，而至暫停事奉一段時間，然後再重整旗鼓去事奉，玆分述他三次退隱的經歷於下：
第一次退隱是在1924年，他和同工因對「建立地方教會」的看法有異而導致分岐。另一衝突是關於「按立牧師」的問題。因當時部份同工正擬邀請一位牧師來按立他們的同工為牧師，但倪竭力反對，理由是「第一，他認為牧師是神賜給教會的一種恩賜，這是神賜的，不是人所按立的。第二，他承認教會中有牧師的恩賜，但不贊成有牧師的制度。……第三，他認為神既興起他們為基督作活的見證，就該脫離基督教那些不合聖經的制度，而完全照著聖經的教訓及聖靈夠引導來事奉主，因此他覺得不應該效注別人的行為來按立牧師。」[19]這次的分歧引致他離開福州，到各地領會（除國內外，還到南洋、日本），1926年回福州，編輯了《基督徒報》，開辦了福音書局，從事文字工作。是年下半年，身患肺病需靜養休息（最初以為幾乎要死），這一段長時間的安靜期，醞釀他唯一親手寫成的著作《屬靈人》，最後在上海完成全書，也因此才會到上海開始聚會，並以此為工作的中心；同時亦將福州的福音書局遷來，改名福音書房，積極推展文字宣教工作。
第二次退隱是在1934年，是因與張品蕙的婚姻，這是由於撫養張品蕙成人的姑媽張美珍女士，極力反對姪女下嫁既無積蓄、又是沒有出息的傳道，經反對無效後，就在報紙上指責倪接受外國差會的財源津貼資助，更暗示德行的敗壞，這打擊，令倪在上海教會的工作不得不退隱下來，素來主張獨立、自主，不涉宗派的他，反在此點上受到攻擊，令他意志消沉足有一年之久。[20]1935年，他往山東煙台，在內地會巴姊妹 (Elizabeth Fischbacher) 的奮興會上，在禱告中，得著聖靈澆灌的信息，在這次聚會中，首次採用了開口禱告的方式。[21]
第三次的退隱在1942年，出任倪家弟兄合股經營的生化製藥廠的董事，出發點是基於應付「地方教會」的發展上的經濟需要，他想效法保羅以織棚的工作來供應同工，他的出發點與存心在開始都是善意的，但由於生意上纏累，妨礙了他的事奉，引起了上海地方教會幾位長老的疑惑，是年年底，更要求停止他講道。1947年他終於放下生化藥廠的工作，也承認過失，透過同工李常受的調停，1948年與當地的長老恢愎關係，重獲信徒們的擁戴，受眾同工的歡迎。這亦是日後中共控告倪的主要罪狀之一。[22]
1950年間，倪氏在香港領會，他本可從此不再回到上海，同工們亦極力勸阻他不要回去，但他最後堅持的說：「我不以性命為念，如果房子塌下來，我的孩子還在裡面，我心定把它支撐住，即使要我的命也不顧惜。」[23]這種牧者的情懷實在感人。當他回到上海以後，1951年10月批倪的文章在天風雜誌上。l952年4月在前往東北瀋陽領會途中被捕，至四年後提出控罪。罪名有五項：「支持帝國主義與國民政府，反對民眾運動（指三自運動）、敗壞青年、破壞生產、犯淫亂惡行。」[24]被判十五年監禁及勞動改造。l967年4月刑滿卻仍未能恢復自由。其妻張品蕙於1967年9月離世，他亦於1972年6月1日逝世。一代屬靈偉人就這樣寂靜的的結束苦難的日子而安息於天父的懷裡，但他留給中國教會以致普世教會，卻是寶貴而又甚具爭議的屬靈遺產。
二．地方教會復興運動
所謂「地方教會」，乃指「一地方、一教會」。倪柝聲認為教會是神永恆的旨意，是祂最關注及最寶貴的，任何傷害祂計劃的，都是罪大惡極，而宗派主義的教會，正是這樣作。地方教會是改正這錯誤的教會，她履行一地方、一教會的原則，堅持每個地方的教會都是獨立的，行政上或經濟上互不干涉。各地方教會選出自己的長老來牧養，牧師是一種恩賜，不是教會常設的職位。[25]他就是以這樣的理念推動一個高速增長的地方教會運動。現在就讓我們看看地方教會的歷史發展。
走出教派
教會聚會處創始於1921年。該年由王載博士在福州傳道時，有當時尚為福州聖公會的學生倪柝聲前來協助。「他門常往街上去貼福音標語。有時更將聖經章節，寫在紙上或厚紙板上，掛在胸前，或留在背後，然後打鑼、唱詩，在大路上、熱鬧市區上走動，為要吸引人，使他們看見而來聽道。」[26]這些新穎的做法實在帶領了不少人相信耶穌。他們又仿效初期教會，每週舉行擘餅聚會。翌年，來自南京的湖北籍神學教師李淵如小姐參加了他們的聚會。1922年，王博士為十八名信徒施行洗禮，這些初期的信徒後來均成為各地聚會所的領導人物，其中包括陸忠信和繆紹訓等。
倪柝聲所主張的「離宗派運動」，後來又傳到山東煙台等地。因倪的不遺餘力攻擊各教派，及對傳道弟兄是否應給薪水，並若干教會組織的觀點與王載意見相左，於是教會聚會所便發生了分裂。1927年當他完成了《屬靈人》一書後，肺病加劇，約有一年多的養病期，此時有較多的時間去思考，自稱從上帝領受建立地方教會的托負。「主呼召我，並不是要我開奮興會，叫人聽到更多聖經道理，也不是要我作一個佈道家。主給我啟示，是要在一地一地建立祂的教會來彰顯祂，見證在地方上教會的合一，使得每一個聖徒在教會中盡職，過著教會生活。」[27]自始以後他便全力的推動地方教會運動。
小群特色
他們最初口號是「走出教派，歸回聖經。」並不接受任何教派的傳統及禮儀，自行編訂教義，而立刻得到了教會革新宗派的聲譽。他們嚴格使明聖經的用詞－－信徒稱為「基督人」，基督徒的生活稱為「路」，地方聚會場所稱為「教會聚會處」，定期刊物稱為「基督徒報」，文字工作機構稱為「福音書房」，所唱的詩歌是翻譯弟兄會的「小群詩本」。及後，上海哈同路的會眾被人冠以「小群」，但卻是他們所不喜歡的稱呼，後來人們遂以「小群」二字來稱呼「教會聚會所」（按「小群」一詞，乃出於路加福音12:32）。
教會聚會所沒有宗派差會支持，是地道的本色教會，完全的獨立自主、自傳、自養。開始時都是以不多的經費去運作，待聚會人數增多， 而信徒又明白奉獻的教訓，才處理聚會場所地方上的問題。小群教會富有弟兄會的色彩[28]，如地方性的教會、地方教會行政獨立、以脫離罪惡為合一的原則、主日擘餅聚會、反對聖品制度及摒棄傳統的約束等。「和弟兄會一樣，嚴格採取保羅對姊妹的限制。禁止他們公開地在有弟兄出席的場合講道，強制他們在教會聚會時帶頭紗。因為中國女子向來不賣紗或帶帽，所以這種紗帽是經過特別設計，用黑線成一種標準的髮網。」[29]
工作方式是摹效使徒時代的家庭聚會，從小做起。注重居住的造就、重視靈命的栽培，《復興報》的目的，就是信徒獲得靈性上的訓練，以致教會的事工不會落在一小撮人身上，乃是全體信徒動員起來，互相配塔，人人事奉，這是其能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牧養訓練
1927年倪遷往上海，初期聚會於汪佩真女教士家中，年底的第一次擘餅聚會只有四人參加，後因人數增多而將聚會地方搬往賡慶里去，及後又不敷應用，再租用哈同路文德里的地方，這處地方的聚會所，也是發展日後中國地方教會之據點。1929年復刊「復興報」，以文字工作牧養練信徒。
此外，他也非常重視青年訓練的工作，他認為教會的發展「必須求主興起一班青年，在年輕的一代身上繼續他的見證。……我的意思不是要辦一間神學院，我是盼望青年們一方面過團體生活，操練屬靈生命，接受造就，學習讀經禱告，建立良好的品格：一方面學習對付罪、世界、肉體、天然生命等。適當的時候，他們要回到各地的教會，和聖徒配搭，一同在教會裡事奉主。」[30]
1948年在福州鼓嶺進行一連串的訓練，參加者要有相當條件的限制，包括一些海外的地方教會領袖，這些訓練和討論的材料也先後出版，作為文字上的牧養和訓練。1949年第二期的訓練剛結束，福州就被解放了。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中國教會進入另一個新時代。地方教會亦向海外發展，繆紹訓和吳仁傑返菲律賓，李常受到台灣，陳則信和魏光熹到香港，陸忠信回星加坡，各自領導當地的地方教會。[31]
屬靈理念
塑造其神學思想的主要力量，來自英國的弟兄運動（Brethren Movement），該運動的兩位發言人－－寇斯 (C.A. Coates) [32]及達秘 (J.N. Darby) [33]的解經書籍，是他非常喜愛的。正只因多年來之傳統式教會生活，對那種重儀式和信條的宗教氣氛，沒有好感，他致力尋找一較為純樸的崇拜的方式，不受傳統繁文褥節所限制，弟兄運動的主張，正是他所追求的，從他的言論引用達秘的著作甚多，超過其他弟兄運動的人，就可見一斑。
「倪柝聲無疑是中國教會裡最熟悉聖經、且最善用聖經的傳道人之一，他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語，他的神學思想也以聖經為發源地。」[34]他的神學觀以三元論為基礎，相信藉此可將屬靈生命的經歷作一個透徹的分析。這屬靈生命主要的關鍵，就是靈與魂的分開，「從這三元論的觀點出發，倪氐蒐集聖經中不同的經節，分門別類，又在其中指出靈、魂、體的各種功能。靈的活動有直覺、交通和良心；魂的活動有情感、思想和意志。倪氏指出這些功能是不會互相重疊的。」[35]
罪惡的本性就是人墮落後，魂拒絕靈的掌權，而成為了體的奴隸，總稱肉體，這「體」作出不義的事，肉體的「魂」產生自義的罪，人落在這困境下，無法自拔，只能等候神的拯救。所以重生的意義是將神賜人生命的靈、魂、體的次序恢復。
三?總結與反省
本色教會的奇葩
在中國教會本色化的發展歷史中，聚會處的代表性可說是無可置疑的，她可以完全的自立，不倚靠任何宗派或外國差會。自1922年起，倪氏認為建立不屬宗派、「一地方、一教會」才是教會的真理，「地方教會」運動得以迅速發展，在不同城市先沒有這些教會出現，吸引許多青年學生加入，也有信徒離開原來宗派公會，這正切合當時不少教會徒具形式，信徒又沒有生命力的光景。而地方教會的屬靈用語和屬靈觀，也深深影響著中國的教會，例如「屬靈、屬肉體」、「對付罪、對付己」及「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等的教導和領受，這些操練也切合中國教會傾向克己的受苦心志，故能在中國以至海外得到快速的發展。
排他性強的教派
由於倪氏倡導的「離宗派運動」，於其教會發展的初期，惹來其他宗派的反感和批評，因這觀念含有排除異己的意思，這種排他的舉動令外間教會不能與之溝通。他們主張反對制度，但聚會處的架構實行出來卻更加制度化，後來他們更不自覺之間又發展成另一個更具宗派特色的宗派。也由於他們這種分離的習慣，往往在教會衝突中很容易便以「分裂」去解決問題。此外，他們在聖經解釋上亦經常各持己見，以自己的觀點為最合真理而自居，所以在教會內外均時常發生衝突。
倪柝聲的親密同工俞成華長老的兒子俞崇恩，在他經歷國內火煉的運動期間，一位曾被他們小群教會藐視的外堂肢體，竟然不顧個人安危去勞改營探他，並在極度貧乏下為他帶來了一些生活用品。這件事令他作出了深刻的反省：「我承認，過去我們這個背景的教會是非常驕傲的，恐怕在中國所有教會範圍內，可以說是最驕傲的了。主要原因是有一位引導我們的同工。（指倪朴沂聲），真正是個聰明絕頂、過目不忘、博覽屬靈名著、口才知識都全備的弟兄。……所以當我經過了多年改造，從農場出來以後，就再也不敢分門別類（參林前3:1；多3:10）、另眼看待人了。我們都是神的兒女，我們都來同心事奉主。」[36]這是他對地方教會運動的一個極為深刻的反省。
魅力領袖的高舉
倪拆聲與小群教會的關係，以今天的用語，可算為「魅力領袖」的典範，他的外甥陳終道牧師曾有這樣的描述：「當我一九四八年回到福州的時候，最使我失望的是，我覺得他們當中有些人實在敬拜神，但有好些人在那?『敬拜』他們的偶像。我們可以常常聽到『倪弟兄說』而不是神的話說。似乎『倪弟兄說』是比『聖經說』更有權威。如果我要把所有聽到關乎倪弟兄的那些『神化』了的故事都寫出來，這本書立即可以變成巨著，但感謝神我把那些故事都忘記了，因為它令人『反胃』。……在小群教會裡很容易聽到好多關乎我舅父的一些像神化的股的故事，實在，他在以往的年日中太受人敬佩。神允許他有這樣的失敗是有祂的美意的。」[37]
他於1948年復出事奉以後，其中一個最為強調的信息「順服權柄」，就是要會眾毫無保留的相信帶領者，甚至「順服權柄」比真理更加重要；教會雖然是提倡長老治會，但他卻以使徒身份而駕馭於眾長老之上，這種領袖推崇的情況越來越癘害，「某種聖品階級在他們高層中被建立起來，藉著一排椅子的坐來示他們前後的等次，而第一個坐位無異議的都是為他（倪拆聲）保留。這點，從一方面可以看見可能是他們對他信任的態度，但是事實上『順服權柄』的口號，卻成為許多人此後工作上極大的困擾。」[38]
三元人觀的偏差
他把人分作靈、魂、體，並且高舉靈，懷疑魂，和貶低體的思想，然不是源自倪氏，但說他是集其大成，然後令其普及，相居也不為過。倪氏這個思想幾乎見於他的每一本書，而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屬靈人》。他本於字面意思來彙集聖經論到靈、魂、體之經文，加上他自己的經驗，和普及心理學的闡釋，從而可以怎樣過以靈高於魂和體的生活。他把聖經整全的人觀分割為三元人觀，凡事只分屬靈還是屬內體，結果令人近於偏激，忽視今生的責任與承擔，這也成為了中國教會主要的屬靈傳統。在這樣的氣氛與傳統下，我們很容易便會輕視今生，重視來世，而完全忽略今生的責任與享受神的創造，只需要在地上過一個刻苦的客旅人生；這是沒有創造論的救恩論和末世論的觀念。[39]
倪柝聲弟兄所推動的地方教會運動，甚具中國本土的特色，他所建立的教會對屬靈的追求熱切，對付自己與對付罪等亦很有生命的深度；筆者初信的時候是在聚會所的教會成長，在其間得到的屬靈造就，至今仍令我受用不少。但有關地方教會的體制、神學思想、聖經詮釋與及領袖操守等問題，則需要我們平衡地去思想與反省。
---謝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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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吳秀良：《余慈度——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復興的先驅》，（臺北。比遜河出版社，2001），頁l96。
[2]林榮洪：《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的研究》，頁17。
[3]三一書院設有小學、初中、高中、師範及神學院等五個部門，是英國聖公會的差會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所開辦的，當中的教職員都是從北愛爾蘭來的宣教士。林榮洪：《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的研究》，頁18。
[4]是中國北部及韓國很有恩賜的福音佈清家，在上海上創設了一所聖經學院。金彌耳：《中流砥柱》戴致進譯（臺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77），頁23。
[5]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頁306-307。
[7]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頁311。
[8]那時三一書院受內戰困擾而停課，所以倪柝聲利用停課機會。進入聖經學院以求獲得更多聖經方面的訓練。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頁312。
[9]同上頁。
[10]勤讀聖經成為他一生的標記。除了坐監時期以外，他維持一天讀經19章的習慣。李茂政：《典型在夙昔》，頁147。
[11]陳則信：《倪柝聲簡史》，（香港：晨星出版社，1984），頁63。
[12]吳秀良：《余慈度——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復興的先驅》，（臺北。比遜河出版社，2001），頁205。
[13]http://www.steering.org/161/st16112.htm
[14]和受恩於1899年來到福州，在古田女子大學教書七年，熱心工作，頗具才華，但初期工作並不見果效，返英渡假時，由於質疑聖公會對洗禮叨的神學立場，與一位主教發生意見上的衝突，再回中國時已脫離聖公會，成為自由傳教士，常駐福州傳教。林榮洪：《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的研究》，頁21。
[15]魏光禧：《倪柝聲弟兄三次公開的見證》（香港：教會書室，1974），頁10。
[16]陳終道：《我的舅父倪柝聲》，頁11。
[17]林榮洪：《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的研究》，頁23。
[18]同上書，頁25。
[19]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頁314-315。
[20]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頁321。
[21]日後這禱告方式也成了聚會所聚會禱告的一種形式，同上書，頁322。
[22]梁家麟：＜倪柝聲有關控罪的考證＞，《建道學刊》第十七期（2002年1月）。
[23]金彌耳：《中流砥柱－－倪柝聲傳》（臺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91），頁183-184。
[24]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頁338-339。
[25]楊牧谷主編：《當代神學辭典》，下冊，（臺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7年，頁806。
[26]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3年，頁313。
[27]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3年，頁318。
[28]因著和受恩教士的介紹，閱讀英國弟兄運動的著作，也與倫敦弟兄會通信，使他對其會的信仰和教會生活，有進一步認識，雖然沒有墨守成規地跟從，但在教會工作上，多方贊同弟兄會的主張。林榮洪：《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的研究》，頁38。
[29]李茂政：《典型在夙昔》，（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9年，頁88。
[30]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3年，頁318。
[31]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3年，頁51。
[32]弟兄運動的一位領袖，他的《雅歌書綱領》給予倪氏之作《歌中之歌》不少亮光，他們的作品多用寓意釋經法。同上書，頁27。
[33]是普里穆特弟兄運動的領袖(1800-1882)，生於一富有愛爾蘭，1819年都柏林三一書院畢業，後出任教會牧職。1848年，弟兄會分裂為「關閉」 (Exclusive) 與「公開」 (Open) 兩派。達秘為首的「關閉」派，組織十分緊密，權力集中，他們堅持與別的教會分離，拒絕任何他們認為信仰不正統的人參加主餐，或進入他們的「交通圈子」。同上書，頁27,325。
[34]林榮洪：《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的研究》，1985年，頁132。
[35]林榮洪：《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的研究》，1985年，頁280。
[36]俞崇恩：《十架窄路》，（臺灣：彌賽亞基金會），1999年，頁46。
[37]陳終道：《我的舅父倪柝聲》，頁50。
[38]李茂政：《典型在夙昔》，（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9年，頁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