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9月 16, 2005

誠靜怡與五年奮進運動

「五年運動」乃中國教會在三十年代發起充全國大型奮興佈道運動。中國教會在1922-1927年間面對著「非基督教運動」[1]的挑戰與打擊,普遍的教會均欲振乏力,元氣大傷。就在此時,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會長誠靜怡博士發起了這五年奮興佈道運動,給當時的教會帶來了莫大的祝福與復興,並推動了當時席捲全國的福音熱潮。現在就讓我們一同去回顧這一段寶貴的歷史,從中找尋出適用於今日的借鏡。

一.誠靜怡小傳

特殊的成長背景

誠靜怡字敬一,1881年出生於北京。他的父親是滿州人,但思想比較開通,認為八旗子弟大多貪吃懶做不成器,所以生了男丁也沒有向朝庭申報領取皇糧,情願過簡樸的生活[2]。某次,他的父親因病進入了基督教醫院,有機會閱讀馬可福音,對耶穌的受死代贖很是感動,從此皈信基督,並在北京倫敦會一所教會擔任傳這,事奉了25年,帶領了全家歸主,後來成了倫敦會牧師。誠靜怡的童年受到中國傳統教育的孕育,然後進到倫敦會在北京設立的英華書院就讀;1896年畢業以後,轉入天津養正書院讀神學,1900年畢業。義和團運動期間,誠靜怡全家進入東交文巷使館區避難。

1903至1906年,他轉赴倫敦協助母會牧師歐文 (George Owen) 從事翻譯及校正和合本的新約部份。兩人在三年零二十天內完成新約的譯本,並於19O6年出版,這是歸功於誠靜怡精通中英語文,和合本的北京官話能夠順利出版主要是他的傑作。[3]1906年,他在格拉斯哥 (Glasgow) 的聖經訓練學院 (Bible Training Institute) 進修,攻讀神學課程,於1908年畢業,隨即在北京市胡同的教會任職傳道。誠靜怡負笈海外唸神學,幾年在英國的生活與事奉,都開拓了他的事奉領域及國度觀念,並孕育出他日後成為中國教會的領袖。

熱心於公職的事奉

他於1910年被委為中國教會的代表,在英國愛丁堡舉行的世界宣教會議中發言,在七分鐘之內列舉七點中國教會自立的意見,一舉成名[4]:1912年誠靜怡出任基督教中國諮詢顧問委員會秘書,因著工作的需要,要到全國各地與教會領袖及各教會機構的負責人,共同磋商及作意見上的交流。1913年世界基督教學生運動創始人兼主席穆德 (Dr. John R. Mott) 來華,推動 1910年世界基督教宣教大會倡導的宣教合作精神,使中國全國宣教會議召開後的續行委辦會正式組織起來,誠靜怡被委為執行秘書,他的領導角色漸漸被眾教會所認同。在他的領導下,先後在全國出版了中英文版的中國基督教年鑑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及編製中英文版的中華歸主雜誌 (China Ocupation) 。

1916年,袁世凱稱帝,擬尊孔教為國教,誠靜怡站在基督教立場上竭力反對,並發起信教自由運動。[5]1922年中華基督教協進會成立,誠靜怡當選為總幹事,繼續負責在全國推動教會間的合作與中國教會自立的工作。1927年,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成立,誠氏被選為會長,這是他努力推動打破宗派窒礙教會發展的成果。1934年他轉任為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總幹事。

致力推動本色教會運動

自I807年馬禮遜來華,福音的發展舉步唯艱:及至鴉片戰爭以後,傳教受到條約的保護,可以在沿海以至中國的內地開展福音工作,但卻漸漸令教會染上了帝國主義的色彩。中國近代史是一段屈辱的歷史,由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中法戰爭、甲午戰爭與及八國聯軍等戰史,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欺凌越演越烈:而當時的中國教會卻充滿著外國的色彩,時常被批評為帝國主義的侵華代表,特別是誠氏所身處的時代,無論國共兩黨都痛恨帝國主義,而且矛頭也直指著傳教士所建立的中國教會。

誠靜怡作當時的教會領袖,在嚴峻的挑戰下,作出了勇敢的回應。他於英國愛丁堡舉行的世界宣教會議中鄭重的宣告:「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在中國能看見一個合一的基督教會出現,沒有任何宗派及教派的氣質。」[6]自此以後,他便致力推動建立由中國人來辦理的「自理」、「自養」、「自傳」的中國化教會,一方面求使中國信徒擔負責任,一方面發揚東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醜號。[7]其實考查教會的歷史,「最早提出自立觀念者,是美部會 (American Board of Co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 的安德生 (Rufus Anderson, 1796-1880),他認為宣教工場的教會,必須自理、自養、自傳(簡稱三自),才能有實質的增長。另一位同期的英國傳道會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領袖溫亨利 (Henry Yenn, 1796-1873) 亦推出,宣教仿如支搭棚架,當房屋築好了,棚架便要拆掉。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三自的觀念常在傳教刊物中出現,備受多方面的討論。」[8]

本色化教會運動乃當時中國基督徒的一大覺醒,務使教會擺脫帝國主義的色彩,誠靜怡曾經這樣評論:「基督教百年前入中國,恃條約為護符……遺留下今日非教的種子。」[9]自誠靜怡等教會領袖的推動下,中國教會在自立與合一上向前邁出一大步,由中國信徒自己建立的教會如雨後春筍的湧現起來。

編寫《中華基督教會年鑑》

《中華基督教會年鑑》 (1914-1936) 的出版,是由中華續行委辦會及中華全國基督教協會編輯出版,有關此年鑑之誕生、維持與發展,誠靜怡博士實在功不可沒。在當時的通訊與交通的困難下,他仍努力不懈,每年將各差會、各地區教會、佈道事工及慈惠服務等的某本資料及發展趨勢記錄下來,還對教會歷史之三大問題提上討論:[10](一)中國教會與西教會的關係。(二)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協調,即中國教會本色化問題。(三)政教問題。

年鑑的內容與執筆者,大多是當代教會的名牧與領袖(如賈玉銘、丁立美、石美玉、余慈度及誠靜怡本人等),由於記錄了當時珍貴的資料,以及各領袖所推動的事工,讓我們對了解昔日的中國教會有著非常重要的幫助,並可在其中發掘出寶貴的屬靈遺產。誠靜怡當年以無窮的魄力去編寫這部年鑑,及至1937年中日戰爭的發生,結果後繼無人之下而停刊,殊為可惜;但誠氏對教會歷史與資料的尊重,卻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反觀今日的香港教會卻只重眼前實務的迫切性,而忽視了歷史的記錄,很多寶貴的經驗與屬靈傳統,可說很容易便湮沒於歷史的長廊之中,不復再現。

綜觀誠氏的一生,致力於中國教會的自立運動與及福音奮進運動,由於他曾經留學外國,與及加上他對普世教會事務的認識,所以在國內以至國外的教會界中均被視為舉足輕重的領袖。例如1928年在耶路撒冷舉行的世界教會會議,他在大會中被選為副主席[11]:他一生共獲得三個榮譽博士學位,是分別來自美加及國內的著名學府。他最後於1939年病逝於上海仁濟醫院,享年58歲。

二.五年奮進運動

1927年中華基督會全國總會成立,誠靜怡被委任為會長。在他致力推動下,發起了一項在近代中國教會史中規模最大,影響極為深遠的「五年運動」(簡稱五運)。這運動是期望於五年之內,致力推動全國的佈道事工,以及提倡多項教育和社會建設,使到現有信徒質量深進,數量倍增。「五運」的口號為:「主啊!奮興你教會,先奮興我!」這口號乃誠靜怡提出,可見其在這運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五年運動產生的背境

當時的政局

20年代乃中國政治非常動盪的時期,對外受到日本的欺凌滋擾,對內則受到列強侵略及軍閥割據。國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因而排外情緒日高,國共兩黨均致力於推動人民打倒帝國主義,因而於1922-1927年發動了一連串非基督教運動(簡稱「非基運動」),向教會及信徒進行攻擊與挑釁,因為基督教被視為帝國主義的侵華工具。

1924-1927年國民政府進行北伐。1925年因排外運動更發生五卅慘案事件,反帝國主義情緒高漲。1927年發生南京事件,排外情緒日增,英日領事館受攻擊,多名外國人遭殺害,外國宣教士亦因受到迫害而紛紛撤離中國。同年,國共兩黨分裂,最不幸的是於1928及1930中國受到國際金融風波及水災的影響,經濟大受打擊,人民生活飽受摧殘。

教會的狀況

中國教會於非基督教運動打擊下,不少教堂被軍人佔用,財產被匪徒掠劫,外國宣教士亦被迫撤離。教會經濟支援亦因此受阻,信徒陷入沮喪和絕望之中,一時無法振作起來。此時的教會領袖如誠靜怡等人,開始反省如何使基督教在動盪不安的社會中振作起來。

為了奮興教會沉寂的境況,復興信徒的信心及實踐建國的使命。正如另一位教會領袖趙紫宸所言:「當教會面對困境,停滯不前時,信仰能夠絕處帶出新生,從死亡之中開出新路,這是基督教信仰的偉大之處。」[12]因此在這些教會領袖推動下,便嘗試以「五年奮進佈道運動」來振奮各地教會和信徒,便教會復興起來。

五年運動的形成

1930年召開了杭州會議,邀請了全國的教會領袖發表對奮進佈道之意見,最後順利通過並加以推行「五年運動」。與會的教會領袖一致認為,任何的進步必須基於基督徒本身靈性的復興,藉著更勇敢的基督徒生活去傳揚福音。基於這種信念,在五年運動各部之推動工作外,它就特別著重靈性復興、團契小組和退修會。[13]對內奮興信徒靈性,對外闡明福音並作大規模的宣傳,五年的奮進佈道運動就此發起。[14]

五年運動的目標與推動

五年運動的目標乃期望於五年內致力全國佈道運動,議定有佈道、識字運動、宗教教育、基督化家庭、受託主義、青年事業、教會鄉村等七大工作計劃。[15]

佈道事工上的形式[16]

環遊佈道

提倡教會組織各類型佈道團:有家庭、個人、醫院、監獄、商店、學校、工廠、平民、鄉村、舟車。每團至少有三人,包括書記、會計、團長在內。

聯合佈道大會

同一城市之各教會,在同一時間開佈道會,任何人經過不同地方都有機會聽聞福音。

團契運動

著重團體或個人靈性的操練,其效果非常顯著,能帶出個人在實踐上有很好的見證。靈性上有四大目標追求:(一)極端誠實(二)極端清潔(三)極端愛心(四)極端無私。

奮興會

在東西、南北各地舉行奮興會,參加的人盈千累百,有軟弱者透過奮興會復興其靈性,繼而往外傳福音遵主的便命。

靈恩會

在山東顯著興旺,多以唱靈歌、說方言、見異家,雖重於感情上的抒發而忽略理智,但在行為上也熱心於佈道事工。

福音廣播

每日節目內容有英文宗教講道、國語讀經、聖經研究、人格訓練、兒童故事、傳記、醫學衛生、佈道、晨禱及晚禱。

識字運動

當時文肓佔全國人口85%。45歲以下之文肓慕道者先有學習識字讀經之機會才加入教會。另有識字運動應用字、修正平民千字課程、研究語調、教授注音符號等:也有教會所辦之平民學校或教友識字班。[17]語文方面由文理文改為文言、語體改為白話,[18]這是回應了當時社會的現實需要。

宗教教育

1931年組織了中華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為了改進主日學校的教材,他們去到各地練習班內研討教科書的內容。提倡開辦查經班,以查經培育會友的靈性,目的要教育信徒獻身事主,訓練慕道友和訓練宗教教育領袖,又開辦研究院以編譯本色教材。為兒童、青年及成年編制新課程,[19]譯本內容大部分是由英文課本編譯過來。

基督化家庭教育

提倡家庭崇拜、每人每日有靈修生活、為別人代禱等。全國教會舉行基督化家庭運動週,按事工的目標而出版材料,形式有書籍、表演、標語、詩歌、兒童祈禱咭等作為教育,也有領袖及母親訓練班。[20]

受託主義

中國教會為要達成自立、自養,教導信徒明白自己所擁有的都是受託於神,如才幹、財產、生命、家庭等:遷新屋、新生嬰孩奉獻禮,人應忠於所託,將一切獻給神。[21]從高伯蘭博士書中編譯受託主義課程,並藉著講道查經中提倡。[22]

青年事業

要讓更多的青年加入教會,必需有青年佈道事工。青年是教會之生力軍,需要向學生及在職青年傳福音。有組織青少年團契、夏令會、修養會以配合他們不同背景的需要。[23]這兩種聚會雖然不是佈道的工作,但教會也著重信徒在忙碌的事奉中要學習安靜,像耶穌退到曠野從神那?支取能力。[24]

教會鄉村

鄉村教會需要自立自養,農民生活與事業有密切關係,教會要有一個適應鄉村環境的方法;就與金陵神學、齊魯神科合作推動農業工作,改良種子試驗,積極研究及訓練鄉村領袖,以達到各鄉教會能自立自養。[25]其他的建設有平民教育,如:開辦鄉村圖書館、戲劇團、合作社、自衛團等。[26]

五年運動的反省與評估

佈道事工蓬勃發展

「五運」於短短五年間使各地教會佈道事工進入欣欣向榮的境況,雖然有些教會因信仰立場不同,但都在「五運」奮興運動的氣氛感染下,各自組織不同的佈道事工,諸如由宋尚節與計志文組成的伯特利佈道團,所造成的福音熱潮席捲全國。按報告指出信徒人數比「五運」前增加了一倍有多,但確實增長人數應未及一倍數量。而佈道的形式多元比,信徒能積極參加佈道工作,見證基督;並且深化佈道的涵意,使信徒能夠整全地把救恩和社會關懷兩者實踐於「五運」早期;讓信徒把神國的公義在社會彰顯,但到後期的福音及佈道工作,只以社會服務代替福音,[27]這是我們應該引以為鑑,力求在福音與社會服事中取得平衡。

教會勇於回應時代的需要

「五運」大膽領導教會直接與政府合作參與社會各項的服務,滿足社會的需要而被社會認可和接受。例如在文肓眾多的年代,推行了識字運動,便到有十萬人受惠[28],既可傳福音,又可服事當時的民眾;今日香港的新移民、低收入人士以及失業的群體,也有關懷的需要,我們能把握機會將福音傳給他們,在社會上作出美好的見證嗎?

推動教會較為全面的發展

「五運」期間,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印刷了大批書刊和單張,包括各項事工的材料、聖經及針對農村重建及平民教育等資料;這些印刷資源因著社會的需要都發揮了大大的功能。此外,亦讓信徒明白進行家庭基督教教育的重要[29],這也是我們今天教會所值得注意的,隨看香港教會平均年齡趨向中年化,我們已不能只停留於過去的牧養模式,而需加強家庭事工的牧養與重視;另外,「五運」也加強教會對受託主義及奉獻的認識,透過信徒對信仰的委身,使教會達到自立自養的果效;並增強教會對農村建設事業的參與,發揮在社會中的影響力。

三.總結

「五年運動」在誠靜怡博士的領導下,成為中國教會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使中國教會重新有欣欣向榮之象,各地奮興運動接腫而至,既有大規模之聯合運動,亦有個人主領者,如宋尚節之佈道,足這遍全國及南洋、臺灣;王載、王明道亦在各地佈道領會,成績卓著。[30]在當時動盪的局勢中,仍有以誠靜怡為首的教會領袖,為推動教會復興而獻上努力,使三十年代的教會出現一時的奮進現象,使中國教會在困境中迅速成長。但願今天的教會也能在香港正處於水深火熱的年代,可以捩臂一呼,帶出奮進的福音熱潮與生命動力,回應這個時代的需要。--謝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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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基督教同盟運動」乃1922-1927年間,在知識界及學術界發起挑戰基督教的運動。

[2]誠榮慈:〈懷念親愛的父親誠質怡〉,《金陵神學誌》,第九期(1998年11月),頁91。

[3]〈誠靜怡小傳〉,《中國與教會》,第廿二期(1982年3-4月)。

[4]〈誠靜怡小傳〉,《中國與教會》,第廿二期(1982年3-4月)。

[5]卓新平編:《中國基督教基礎知識》(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頁229。

[6]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頁123。

[7]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頁293。

[8]林榮洪:〈清末民初教會自立運動〉,《今日華人教會》(1996年2-3月),頁19。

[9]《中華基督教會年鑑(十)》(臺北: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總論,頁5。

[10]《中華基督教會年鑑(一)》(臺北: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序言。

[11]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頁123。

[12]蕭楚輝:《奮興主教會》,(香港:證道出版社,1989),頁16。

[13]馬克正:〈南京政府建國時期基督教之佈道事工〉,《中國與教會》(1984年11-12月),頁9-10。

[14]蕭楚輝:《奮興主教會》,(香港:證道出版社,1989),頁18-20。

[15]洪君保:〈五年運動〉,《中國與教會》,第十八期(1981年9-10月),頁15-16。

[16]崔憲詳:〈佈道〉,《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二期,頁43-47。

[17]張福良:〈農村教會〉,《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二期,頁67。

[18]記者:〈識字運動之調查與建議〉,《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二期,頁215。

[19]洪君保:〈五年運動〉,《中國與教會》,第十八期(1981年9-l0月),頁15。

[20]李冠芳:〈基督化家庭事工的鳥瞰〉,《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二期,頁61。

[21]洪君保:〈五年運動〉,《中國與教會》,第十八期(1981年9-10月),頁16。

[22]張雪岩:〈受託主義與教會自養〉,《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二期,頁75-76。

[23]洪君保:〈五年運動〉,《中國與教會》,第十八期(1981年9-l0月),頁16。

[24]崔憲詳:〈佈道〉,《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二期,頁45。

[25]周明懿:〈五年來教會之鄉村工作〉,《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一期上,頁131。

[26]張福良:〈農村教會〉,《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二期,頁67。

[30]洪君保:〈五年運動〉,《中國與教會》,第十八期(1981年9-10月),頁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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